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，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，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。经过近200年的博弈，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。可是，如何突破最后一关，仍是未知数。
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，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：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，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。
19、20世纪之交，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，不幸传统太顽强，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，机遇一再被断送。现在，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，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，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？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。换句话说，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，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，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，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，所以一误再误。
种族没有优劣之分；人性是共同的。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。所以，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、商人精神、自由、平等思想等等，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。所谓普世价值，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，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。
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？印度教毗耶婆说：“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，不要对别人做；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，也希望别人得到——这就是整个的律法；留心遵行吧。”犹太教：“你不愿施诸自己的，就不要施诸别人。”耶稣《路加福音》：“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”。穆罕默德：“你自己喜欢什么，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；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，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。”（《全球伦理——世界宗教会议宣言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）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，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