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,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,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。经过近200年的博弈,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。可是,如何突破最后一关,仍是未知数。
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,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: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,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。
19、20世纪之交,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,不幸传统太顽强,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,机遇一再被断送。现在,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,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,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,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?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。换句话说,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,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,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,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,所以一误再误。
种族没有优劣之分;人性是共同的。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所以,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、商人精神、自由、平等思想等等,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。所谓普世价值,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,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。从这个角度看,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。
孔子说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?印度教毗耶婆说:“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,不要对别人做;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,也希望别人得到——这就是整个的律法;留心遵行吧。”犹太教:“你不愿施诸自己的,就不要施诸别人。”耶稣《路加福音》:“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”。穆罕默德:“你自己喜欢什么,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;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,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。”(《全球伦理——世界宗教会议宣言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)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,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?